來源：學習時報作者：丁德科責任編輯：杜汶紋
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陜北革命根據地，由并存到統一為陜甘革命根據地，亦稱西北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國共產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碩果僅存”的革命根據地，成為中央紅軍主力長征的落腳地、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的出發地。其歷史功績，值得研究珍視。
共產黨人信仰崇高而堅定，英勇斗爭，黨的領導堅強有力
上世紀初期，陜西關中、陜北的一批學校，成為陜西馬克思主義傳播陣地。在這里工作學習的不少人，接受、傳播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樹立崇高而堅定的信仰，后來成為革命領導者。
1927年7月上旬，中共陜西省委成立。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史稱“九二六”會議，貫徹中央八七會議精神，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是中國共產黨目前的重要任務之一，更是黨在陜西的特要任務。”“一方應積極的培養我們的軍隊，一方更應積極的用各種方式武裝農民?！笔∥I導、地方黨組織謀劃發動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等重大武裝斗爭。1927年10月爆發的清澗起義，打響了西北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一槍。渭華起義是陜西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一次武裝起義。1928年4月中旬，中共陜北特委正式成立，統一領導陜北各地黨組織，共青團陜北特委隨即成立。1933年3月8日，為了加強黨對創建軍隊和蘇區的領導，根據陜西省委指示，中共陜甘邊特委成立。中共陜甘邊特委領導發展革命武裝力量，創建、擴大和發展照金、南梁先后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中共陜北特委領導壯大陜北游擊隊以至紅二十七軍，創建、擴大和發展陜北革命根據地。中共陜甘邊特委、中共陜北特委1935年2月5日召開的“周家鹼會議”及有關會議決策，統一領導指揮紅軍及游擊隊、統一領導陜甘邊和陜北兩塊革命根據地，使黨領導的革命武裝、蘇維埃政權和革命根據地更為統一、更為強大，取得了更大發展。
紅軍隊伍日趨壯大，保衛根據地創建、鞏固和發展
為了建立革命武裝，劉志丹歷盡艱辛，于1931年9月中旬建成南梁游擊隊，迎來陜北游擊隊會師南梁。按照省委指示，確定在陜甘邊并向關中發展，成立中共隊委，兩支隊伍1932年1月初合并成立西北反帝同盟軍，中共西北反帝同盟軍委員會同時成立。為了進一步整肅武裝力量，中共陜西省委指示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12日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中共隊委會作為最高領導機構，從組織上確立了黨對軍隊的領導。在紅軍陜甘游擊隊基礎上，于1932年12月24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1933年11月初的包家寨子會議，決定成立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1934年5月28日，紅四十二師黨委召開南梁寨子灣會議，根據軍事和根據地發展形勢，決定成立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
在陜北，中共延川特別區委1932年3月12日領導發動的淮寧起義，是陜北地區進一步建立發展武裝力量的重要節點?；磳幤鹆x隊伍組建中國工農紅軍延川縣游擊隊。1932年4月18日改名為中國工農紅軍西北先鋒隊；1932年10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第九支隊；1933年4月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第一支隊，兩次南下作戰，北返途中被敵打散，至1934年1月恢復重建。中共陜北特委根據1933年7月的高起家坬擴大會議決策，加快建立和擴大紅軍游擊隊、創建革命根據地，并于1934年7月8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陜北游擊隊總指揮部；加快組建了3個紅軍正規團，并在1935年1月30日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八十四師。
1935年2月5日召開的“周家鹼會議”，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兩塊根據地和兩支紅軍及游擊隊。會議選舉產生了西北工委和西北軍委。5月初，兩軍主力會師，成立前敵總指揮部，組成了西北紅軍主力兵團。陜甘根據地共有40多支約3000人的游擊隊力量，農民赤衛軍遍及區縣。
蘇維埃政權奠定群眾基礎，發揮對黨和軍隊建設的重要基礎支撐作用
為了發動和組織群眾，中共陜西省委“九二六”會議強調，“黨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一切同志歸支部，一切工作歸支部”，并明確省委下轄縣（市）委8個、區委10個、支部153個、特支32個。
寺村塬紅色政權是陜甘游擊隊建立根據地的初步嘗試，表明共產黨人發動和組織群眾的明確認識，進一步總結了革命武裝是革命政權必要保障的經驗教訓。照金蘇區的開辟，紅二團的成立，保衛、促進了蘇維埃政權發展。1933年3月8日，中共陜甘邊區特別委員會成立，特委書記金理科（后由秦武山接任），特委軍委書記習仲勛。同時成立青年團陜甘邊特委，習仲勛兼任書記。選舉產生了陜甘邊革命委員會，農民代表周冬至任主席，習仲勛任副主席兼革委會黨團書記。區、鄉、村革命委員會先后成立。革命根據地政權切實開展土地革命，實施發動和組織群眾的切實有效舉措。陜甘邊革命根據地蘇維埃政權貫徹《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開展土地革命，廢除反動政府苛捐雜稅，沒收地主、反動富農和祠堂寺廟的土地，按照土地法政策和各村實際明確標準與辦法，分地給沒地少地的貧苦農民。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紅軍及游擊隊更為壯大，更大范圍開展土地革命，并且解決了土地所有制和所有權問題。陜甘邊根據地積極開展經濟教育文化等建設，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和廉政建設，發展蘇區經濟社會事業，使根據地建設與擁軍優屬工作比較切實深入地進行。陜北革命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先建立縣級政權，再建立全根據地政權，是一個由下而上、由點向面的進程。各縣在鄉村普遍建立了貧農會組織、共青團和婦女組織等群眾組織。土地革命集中在1934年底到1935年初普遍展開。
陜甘邊、陜北以至陜甘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進行土地改革運動，以及根據地建設工作，充分徹底地調動了貧苦農民投身革命的積極性，切實地密切了黨和紅軍、革命政權與人民群眾的關系。
艱辛探索工農武裝割據道路，成為“碩果僅存”的根據地
“九二六”會議把堅決切實貫徹中央決策、領導群眾創建政權提到了政治高度。會議強調，要準備武裝暴動奪取政權，“領導農民群眾，作一切公開與秘密的斗爭，創造鄉村的農協政權?！辈⑻岢隽恕班l村一切權力歸農民協會”“武裝農民”等明確的口號。中共陜西省委領導各級黨組織積極推動農村革命斗爭掀起高潮。多次起義、兵變失敗使黨組織和領導人認識到根據地的至關重要，認識到走工農武裝割據道路的至關重要。在有了黨領導的武裝力量的基礎上，陜甘地區的共產黨人在艱辛探索中選擇了國民黨當局統治比較薄弱的陜甘邊和陜北地區，堅持創建發展革命武裝與革命根據地。陜甘邊、陜北革命根據地日趨擴大發展，最終統一為陜甘革命根據地。
培養軍隊、培植軍事基礎是黨在西北的特要任務，中共陜西省委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由劉志丹創建的南梁游擊隊開始，武裝力量發展歷經多次整編，形成了統一領導指揮紅軍及游擊隊的大格局。
蘇維埃政權對黨和紅軍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著名的陳家坡會議于1933年8月召開，省委與根據地領導等多數人的意見，形成會議的正確決策，保證了紅二十六軍的統一指揮行動，堅決地擴大和創造陜甘邊新蘇區，是一次關鍵性的會議。
以南梁為中心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以及陜北革命根據地，以至陜甘革命根據地，由于政權組織日趨健全堅實、體制機制日趨協調統一、執政方略舉措日趨切實有效，對主力紅軍生存發展發揮了重要的基礎支撐作用。開展統一戰線工作，是陜甘邊、陜北以至陜甘革命根據地的創舉。根據地注重廉政建設，一切黨政干部，從穿衣吃飯到筆墨紙張等用品，均按最低需要發給。犯了錯誤都要給予相應處分。特別規定，如有貪污10元錢以上者執行槍斃，予以嚴厲警示。
貫穿陜甘革命歷史的根本的一條，是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具有良好的群眾基礎。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015年2月14日視察照金時講的：“當時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能夠在照金落腳，就是因為群眾基礎好，他們能夠密切聯系群眾，這里的群眾能夠支持革命?，F在我們黨要依靠群眾，要把照金精神傳承好、發揚好。如果能做到這些的話，我們的事業就固若金湯了?！?/p>
（摘自2019年第10期《渭南師范學院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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