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會議上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人

我們知道，紅軍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被后人譽為革命轉折點的重要會議，原因是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左”傾錯誤領導人不顧實際情況，強調以陣地戰、堡壘戰替代運動戰，導致紅軍一再失利，被迫進行戰略轉移，特別是紅軍長征以來，指揮的湘江戰役遭受重大損失，紅軍隊伍由長征出發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3萬多人。

面對這種局面，紅軍何去何從，未來行軍方向，牽動著每一位紅軍將士的心，直接關系著紅軍和革命的前途命運， 時不我待，千鈞一發，危急關頭下召開了這次會議。然而，會議一開始，博古李德在報告中，把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錯誤指揮，湘江之戰的重大損失，只是一味地強調客觀困難，敵人過分強大，我軍的裝備及實力不匹配造成的，至于指揮上犯的重大失誤只字不提。

這樣引起了參會人員的強烈不滿，軍事指揮人員紛紛指責錯誤領導人壓制正確意見，戰略戰術上犯下的錯誤，正是軍事指揮上嚴重錯誤造成的失敗，隨后，會議根據組織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參會人員表決通過撤銷博古和李德對紅軍的最高軍事指揮權，并確立毛主席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這一決議得到了與會代表的一致擁護。

就在這個時候，有一個人站立起來發言，表示反對這一決定，先是聲稱“勝敗乃兵家常事”，支持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同時表示反對解除兩人的軍事指揮權。特別是會議選擇對毛主席的擔任指揮權時，更是引經據典堅決反對地說：“打仗一點也不高明，就是照搬《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那一套?！币鹆酥飨姆瘩g：“打仗之事，敵我形勢那么緊張，怎能照書本去打！”。這場著名的爭論，很多書和電視劇中均有記載。

當然，這名唯一支持博古李德的凱豐反對無效，這次會議遵循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最終不僅撤銷了博古李德兩人的指揮權，還確立了毛主席在紅軍的領導地位，從此以后，制定了一系列適合自己國情的路線方針政策，使革命在驚濤駭浪中得以轉危為安，轉敗為勝。后人有詩贊曰：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

那么，遵義會議唱反調的凱豐究竟是什么人呢?他當年有什么資歷，在這樣重大的會議上發言?遵義會議會議結束后，他哪里去了呢？結局如何？后來怎么樣了？他的后人過得如何呢?請聽我下面的分解，讓我們對此一一進行解答。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于湘贛邊界的江西萍鄉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此地因村口有一口形狀像愛心一樣的池塘而得名，因周圍遠處的峰巒，山并不高峻，植被并不茂盛，卻孕育出數條潺潺不絕的山溪，細流如線，故村里人卻稱其為三角池。何家在當年的條件相對較好，因此，家里在他小時候就安排他到同姓氏的家族祠堂接受私塾教育，后來轉入萍鄉中學讀書，這期間當地安源路礦工人運動風起云涌如火如荼，進步思想在學校傳播，很快就影響了許多青年學生，凱豐就是先進的積極分子之一。

后來凱豐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武昌高等師范學校（后改名武昌中山大學），此時正是當年革命運動的中心，追求進步的他由于思想進步，工作積極，被推舉為學生會的干部，他善于搞宣傳寫作，因在當年魯迅主辦的《莽原》雜志上，發表了一篇揭露武漢反動派的署名文章，受到北洋軍政府通緝，組織為了保護這位青年學生，便安排他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了長達三年之久的系統理論的學習。

在蘇聯留學期間，凱豐結識了很多組織的早期領導人，凱豐的入黨介紹人是博古，后他與王明、博古等人一起被冠以“28個半布爾什維克”，特別是與博古，不僅是關系較好的同學，他們算是同學兼好友了。后來博古晉升很快，一度成為了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凱豐在博古等人的提攜下，人生也步入快車道，1934年就當選中央委員，還是政治局的候補委員。

因此，在紅軍長征期間的遵義會議，參會的20多位高級領導人中，政治局候補委員的凱豐地位比較高，級別僅次于博古、主席和朱老總等六位政治局委員，與王稼祥等人平級，比彭老總這些元帥還高，當時彭老總只是中央候補委員。不過，凱豐的級別雖然高，他表態反對解除博古李德的指揮權，在正確意見占據上風情況下，根本沒得到大家認可，也就不了了之。同時，他的這次反對之后，他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職務也被解除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來看，凱豐與博古不僅是同學、戰友、上司，更是他的提攜人，算是一路人的他有“難”了，他自然是兩肋插刀在所不惜，更何況當年凱豐29歲，博古才28歲，可以算是同齡人的兩人，可謂是惺惺相惜，志趣相投，彼此都很珍惜這段友誼。因此，凱豐根本沒有對正確軍事路線有客觀全面的了解，更沒有意識到博古李德領導紅軍的錯誤性，只是作為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在個人感情天平上，肯定更傾向于這一端，跟隨自己內心的想法，堅定不移地反對解除博古李德的領導權，甚至還與正確軍事路線的毛主席據理力爭。

善治軍者，善于謀勢；決勝負者，長于布局。遵義會議之后，這支英雄的紅軍四渡赤水，兩占遵義，飛渡烏江，威逼貴陽，直逼昆明，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一路上過關斬將，用兵如神，充分展示了領導人高超的戰略戰術，紅軍一舉變被動為主動，在鐵的事實面前，凱豐通過痛苦的反思，他打心眼里佩服，意識到這才是一條真正的正確路線！

短短的時間通過這一系列勝利后，他在中央領導干部會上發言，公開承認自己的錯誤，并表示“收回了遵義會議上的發言”，認為“只有毛主席才能領導得了我們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誰反對毛主席我就反對誰！”后來，他一直旗幟鮮明地支持正確路線，展現了他勇于承認錯誤，修正錯誤，實事求是，堅持真理，光明磊落，坦蕩為人的博大情懷。他也恢復了紅九軍團中央代表的職務。

凱豐確實轉變過來了，此后，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比如后來紅軍在長征中民族團結和小葉丹歃血為盟的故事，他撰寫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還有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寫文章批評張國燾，及后來對張的一系列斗爭，他都旗幟鮮明地站在戰斗在前列，得到了領導人的高度評價。

盡管如此，凱豐在遵義會議上唯一一名公開支持博古李德的表現，特別不被后人所理解，在人們的印象里，他是個頑固堅持“左傾”教條的人，仿佛成了一個反面人物。特別在后來的“七大”會議上，凱豐因為這個“污點”落選，連中央委員也不是了，調到地方上工作，先后擔任東北局宣傳部長、沈陽市委書記等職務。

建國后，組織不斷對革命事業勝利經驗的提煉和總結，這短短兩天時間的遵義會議，選出正確的領導人，從此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使紅軍從一個勝利走上另一個勝利，這次會議也成為前所未有的重要里程碑的高度，是一次重大轉折性的會議。但作為會議唯一的一名公開唱反調的人凱豐，自然成不了正面人物，從而也受到批判。

歲月悠悠，往事不堪回首。幾十年之后，貴州為了隆重紀念這次重大轉折的遵義會議，特別邀請了會議當事人的后代，來參加一系列的紀念活動，當時，凱豐的兒子何明應邀參觀紀念館舊址，這些開國將帥、開國元勛的后代們濟濟一堂，聆聽自己父輩崢嶸歲月的豐功偉績，大家臉上都感覺到無限的榮光。就在這個時候，遵義會議紀念館解講員正大聲講解，會議做出正確的決議，確定毛主席為領導人，從此走上正確的道路，但此時出現了“跳梁小丑”般的壞人，說他如何反對主席，怎么不好，說得就不是人了，那個時候歷史人物都是臉譜化，聽到人家介紹父親是壞人的情形時，何明覺得非常尷尬。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凱豐作為參加遵義會議的重要人物，紀念館征集他們的遺物作為展覽之用，凱豐的兒子何明又一次來到遵義，為了避免尷尬，他提前和遵義會議紀念館舊址的負責人打招呼，此時，紀念館的領導還特意告訴他，現在已經重新修改了講解詞，凱豐已經作為一名正面人物出現在介紹里面了。

何明

凱豐的兒子何明介紹，由于凱豐1955年去世，年僅49歲，是開國元勛中去世得比較早的一位，那個時候，自己才12歲，對父親的歷史了解不是很多，長大以后又是特殊的年代，直到他晚年的時候，才有時間為父親的事情奔波，由于他有紅軍時期擔任過重要職務的高級干部，他畢生從事理論宣傳工作，是組織杰出的理論宣傳家，他正確對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錯誤，他廉潔奉公，值得后人尊敬。

但是他的家庭生活可以說是不幸的。原來，凱豐在老家的時候，由父母之合，媒妁之言，娶萍鄉湘東區老關鎮渡口村孫氏為妻，后育有兩女。凱豐參加紅軍，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由于戰火的阻隔，他從來沒有回過老家。在紅軍時期，凱豐與廣東惠陽縣人廖似光結婚，紅軍長征時，作為高級干部妻子的廖似光是少數的三十多名參加過長征的女紅軍之一，他編入干部休養連參加長征，與凱豐生了兩個孩子，皆因為戰爭的殘酷而杳無音訊。

抗日戰爭時期，凱豐擔任宣傳部長時，宣傳部研究員王茜在他身邊工作，王茜是一位在北平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后加入革命隊伍的大家閨秀，文化程度很高，曾經留學日本，懂得英文、日文，氣質高雅，戴著金絲眼鏡，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人也長得很漂亮，這位知識女性十分欽佩凱豐的革命經歷和學識，尤其是他寫的一手好文章，深深地吸引著這位知識女性。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又是自己的領導，年紀輕輕就已經是高級干部。再加上兩人有共同語言和興趣愛好，都喜歡寫文章，兩人很快就走在一起，并結為伉儷，幾年后生下兩個男孩，一個是長子取名叫何明，一個是次子取名為何亮。

不幸的是，后來跟隨凱豐到東北生活的妻子王茜身患重病，行動都不能自理，那時，凱豐擔任沈陽市委書記，剛剛解放的這個城市千頭萬緒，工作非常繁忙，組織為了照顧她生下的兩個不滿十歲的孩子，還有這位忙著革命工作的市委書記，經中組部和上級領導批準，與中國醫科大學畢業，時任沈陽市委書記凱豐醫療護士長趙淑璧組建新的家庭。

趙淑璧（中）為凱豐銅像揭幕

由于戰爭年代身患重病，加上后來工作繁忙，凱豐與趙淑璧結婚不到兩年時間，便一病不起，1955年3月23日在京逝世，終年49歲。此時，趙淑璧任勞任怨，替凱豐前妻將兩個不滿十歲的兒子何明、何亮撫養成人。

晚年的時候，先后在中宣部醫務房、中蘇友誼醫院、北京婦產科醫院等單位劃撥任職，后來擔任北京婦產科醫院離休司局級干部趙淑璧，依照丈夫凱豐生前希望回鄉探望的遺愿，曾經回到凱豐故鄉湘東區老關鎮三角池村小住一段時間，趙淑璧在丈夫凱豐的故鄉，看到三角池村凱豐故居建立了凱豐紀念館，館里一樓是大廳，呈會場布置，主席臺兩側分別懸掛凱豐和該宗祠始祖的畫像。

她來到二樓展覽館，有凱豐生平簡介和展館收藏的凱豐同志曾經用過的皮箱和蓋過的毛毯等珍貴文物，生平事跡展覽館，該館分為青年求學，遠涉求索；團干俊才，革命堅定；理論宣傳，功績卓著；建國圖治，殫精竭慮；崇高品質，深切緬懷等五個部分，更為詳細地介紹了凱豐傳奇的一生，并將其作為當地教育培訓基地，她非常高興，并懷著敬仰的心情仔細看著。

隨后，她不顧高齡，前往三角池村訪問凱豐的親人和鄉親，為立于村小學廣場的凱豐塑像揭幕；前往安源紀念館、秋收廣場起義廣場、凱豐就讀的萍鄉中學、市博物館、老關鎮、湘東陶瓷工業園等處參觀考察。

陪同趙淑璧一同回故鄉的何明說：父親凱豐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一生從事共青團工作和理論宣傳工作，理想堅定不移，對事業忠心耿耿，他光明磊落，廉潔奉公，生前工作占據了他的主要生活。由于他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毛主席，他的一些事跡被人回避，以至于許多人都不了解他的事跡，后因勞累過度，積勞成疾，可惜英年早逝，但他犯了錯誤勇于改正的精神，被后人稱“知錯能改，善莫大焉”，也算是令后人和他的親屬欣慰。